要接受“妈妈选手”，大众往往需要转变观念，去认可女选手在生育后仍可以继续运动事业。而女运动员晋级为“妈妈选手”时，自己也常常经历了另一种观念转变。习惯了“三点一线”集体生活的她们发现：运动成绩不再是生活中的唯一；拥有运动事业的同时，自己还能拥有私人生活。
备战东京奥运会时，竞走选手刘虹没有封闭集训。她和丈夫及队医组成了小团队，晚上可以陪陪女儿。刘虹开始变得独立，也逐渐把竞走当成了一份普通工作。她觉得，这是比拿成绩更值得骄傲的事。
中国选手刘虹（中）在东京奥运会中。新华社记者鞠焕宗摄
吴静钰则在复出后意识到，跆拳道并不只与成为冠军有关。疫情前，她的教练也会允许她女儿来场边。“我教练不认为孩子对我会是干扰。他说一个得过冠军的运动员，还在场上这么刻苦地训练，这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，也是对其他运动员最好的激励。”吴静钰说，“他给了妈妈运动员最大的尊重和信任。”
政策与运动医学应解后顾之忧
复出后，吴静钰世界排名掉到了40名开外。为了奥运资格，她得从头追赶。她很羡慕网球女选手的待遇。2018年，女子网球协会（WTA）出台政策，若球员怀孕暂离赛场，她的排名将被冻结，有效期3年。产后重回赛场的前八场比赛，球员可使用这一排名获得一额外种子席位，不影响其余种子的排位。
吴静钰说，如果国际体坛希望看到更多“妈妈选手”，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就应当在公平前提下，适当保留怀孕运动员产前的排名和积分，就像是为运动员放了个“产假”。
近年来，商业联盟女运动员是否能有带薪产假、品牌在女运动员怀孕后解约是否合法、如何确保退役女运动员享受生育保险和生育津贴等政策性问题，在国内外体坛开始被更多地讨论。
2019年，美国田径女选手蒙塔诺披露，其前赞助商曾因她怀孕而威胁中止合同。蒙塔诺说，为了保住赞助，她不得不在产后提前参赛，甚至在比赛中裹住仍处分离状态的腹直肌。她的发声直接推动了诸多品牌更改赞助条款。2020年，WNBA联盟也宣布了新产假政策，同意在孕产期间付给球员联盟平均工资。
“支持‘妈妈选手’，国家给的训练保障是一方面，社会力量也应担起责任。”易居马拉松俱乐部运营总监顾怡雯说，该俱乐部在刘虹复出后与她签约；俱乐部也将为其他签约女运动员设计特殊的产假政策。
而运动医学能为运动员提供的服务也在不断扩展。“我们已经开始在女运动员内分泌调节方面做一些工作，但国内专门研究产后恢复的很少，这在今后可以成为一个方向。”侯征建议，无论是普通人还是运动员，孕期都要适当控制自身体重，避免胎儿过大。运动员不应在孕期完全停掉运动，产后可通过科学训练和理疗等方式积极恢复。
执笔记者：王沁鸥
参与记者：卢羽晨、吴俊宽、牛梦彤、朱翃
